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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前的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

五二〇学生运动是1947年5月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场爱国学生运动，与解放区的军事斗争遥相呼应，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十四年的艰苦抗战终于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撕毁和平协议，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争机器的运转，大量财政被用于战争开支，而用于民生的经费日益减少。国民党政府依靠滥发纸币支持战争，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大批的教育经费被挪用于内战，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广大教员生活朝不保夕，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大学公费生每天的伙食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在前线，国民党军队依靠优势兵力，展开全面进攻，被人民解放军挫败，仅孟良崮一役就被歼灭精锐部队整编74师。在后方，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广大青年爱国学生纷纷起来抗议，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1947年的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学生运动的发展极其迅猛。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和逮捕。5月10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公告：“每月两万四千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特召开桌长会议共商办法。”11日桌长会议决定，按照2月份的标准开伙，能吃几天算几天，吃完再说，看政府怎么办。中央大学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自13日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被称为“吃光运动”。此举得到大量学生拥护。5月13日，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格检查，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病，一个学生因贫卖血，暴病死亡。学生情绪激昂。中共上海学委决定运动在上医突破，然后推展到国立名校及其他学校。15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增加教育经费请愿，未得到满意答复。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

同日，蒋介石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声称要对学生“采取断然措施”；会上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级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运动。

谱写在南京的青春壮歌

为了挽救教育危机，京（南京）、沪、苏、杭等地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英士大学、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院、浙江大学、上海医学院、国立药专、上海音专、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机械学校、同济大学、工商建训班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6000多学生，于5月19日在南京集会，决定在5月20日举行联合大游行，派代表向国民党参政会及行政院请愿。请愿的内容共五项：一是五月份伙食费应增加十万元；二是全国教育经费须至国家总预算百分之十五；三是专科以上学校应一律公费；四是提高教职工待遇或生活津贴，并按物价指数调整；五是政府指拨外汇交各学校订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并简化向外国订购手续。会议决定于当天上午9时30分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出发，经中山北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碑亭巷、成贤街，向教育部、行政院及国民参政会请愿，同时在会上成立联合大游行主席团，成员各校一名。

20日上午9时，中央大学本部学生先在操场集合，等候其他各校学生到来。此时已知医学院被军警包围，学生不能赶来，后又陆续传来音乐院、金陵大学均被军警严密封锁的消息，但是英士大学、中央大学农医学院和沪苏杭代表赶来汇合了。主席团宣布为金陵大学解围。上午9时45分，队伍高呼口号，以书有“京沪苏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请愿团”大旗为先导，中央大学、英士大学校旗随后，每系科排成一小队，各执系科旗帜及大幅漫画，三人一排，向鼓楼进发。

金陵大学学生上午8时30分即集合前往中央大学，但在校门口被堵，与军警对峙一个多小时后，才得以冲出。但是刚出学校，队伍就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冲袭，双方发生冲突，外围枪声四起，多人被捕。至10时20分，中央大学的队伍赶来，两方汇合。大队伍在鼓楼绕行一圈后，向中山路进发。此时，大批宪兵警察封锁中山路的珠江路口，同时备有水龙和催泪瓦斯。学生三人一排，互扣手臂，缓缓前进。10时50分，队伍抵达封锁线，主席团先是派代表进行交涉，请求通过，遭拒。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队伍停留一刻钟，交涉未果，群情激愤，最后决定冲过封锁线。主席团一马当先，后续队伍陆续跟上。这时候，警察特务们汹涌地扑了上来，抢夺旗帜和标语，水龙也向着队伍狂喷，游行的学生浑身湿透，跌倒了爬起来再冲。当队伍的前三分之一冲过封锁线时，后面的队伍被冲断了。水龙喷射，警察拿着皮带、木棍站在封锁线上。学生队伍的纠察奋力用头抵住水龙头，学生们又继续往前冲，警察手持木棍，四处追打。有的学生被打倒在地，血流满面，有的被逮捕。现场有两名记者替学生解围，竟也惨遭殴打。救护车被隔离，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学生却无法施救。前后历经两小时之久。

游行队伍被隔成了前后两队。前队在12时冲破封锁线到达国府路，这里的封锁比珠江路更为严密。横在学生们前面的有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杀气腾腾的骑宪队，第二道是玄色军服的防护团，第三道是全副美式装备的青年军，第四道是武装宪兵，第五道机关枪队。从12时到下午5时50分，学生们在这里与军警对峙了近6个小时之久。

下午2时，天气突变，雷声四起，暴雨如注，学生们被雨水打湿，毫不气馁。上海代表团与宣传组的学生携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相互鼓励。暴风雨过后，沿街群众送来开水。学生们也开始街头宣传，向市民讲解示威的意义。3时许，宪兵司令部派人与主席团联络，主席团派出7名代表。代表们先到卫戍司令部，向当局提出释放被拘捕学生、受伤学生由卫戍司令部负担医药费、严惩凶手、撤退武装宪警四项要求。后又见了邵力子秘书长，他代表政府完全接受代表们所提的要求，并表示会将请愿书、反对内战等要求转达全体参政员和国民政府。代表们还决定了游行队伍撤回的线路，照原计划经国府路、碑亭巷、成贤街返回中央大学。

主席团代表归队后，向大家宣布交涉的经过，发表演讲：“我们对同学挨打受伤，遭遇暴力的压制，感到万分痛心，各位同学要记着五二〇这一天！今天的行动，仅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还要用有力的行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誓为受伤同学复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我们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先回校，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全国同学和我们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武力是吓不退我们的！”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晚6时许，骑宪队开始撤退，向国民参政会门口集中。大雨袭来，学生们经碑亭巷、成贤街回校，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7时30分，抵达中央大学，伙食团捐赠面包两千余条，慰问全体学生，沪杭区学生代表捐赠十万元，慰问受伤学生。队伍绕礼堂广场站齐，主席致简短辞后，队伍散去，天色已黑。当日，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500余人遭毒打，28人被捕。

同日，北平、天津等地也爆发学生运动。在北平，各高校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京大学的宣传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型横幅，进行了五个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等口号。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出学校就被手持木棍、皮带的便衣特务、流氓及武装军警包围殴打逮捕。北洋大学的游行队伍行至罗斯福下天桥（今和平路），被国民党特务打散，数十人被捕。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成“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无期限罢课以示抗议。学生运动的高涨，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持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中国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五二〇运动的展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庆谈判后，中共中央就密切关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周恩来先后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注意团结人民，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进入1947年4月以来，面对民不聊生、群众诉求越发强烈的现实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在刘晓的领导下适时做出了决策。上海局成员沙文汉以写家书的方式通知处于地下工作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前往上海开会商议。大家认为有条件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并且联合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各大城市的学生起来进行斗争。

会后，南京市委马上召集有关负责人秘密开会，通知学生工作委员会具体部署，并且决定首先由中央大学发动。当时，南京共有7所大学，6000多名学生，中央大学有4500名学生。而当时在各大高校的秘密党员有三十几名。此外，各校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和一批进步社团，中央大学在抗日战争末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已经有社员100多名，遍布于自治会、系会、科学研究团体和文艺组织里，成为团结教育学生群众的核心。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党组织及时调整斗争目标，一是在原来斗争标语的基础上增加“反迫害”的内容，二是在斗争赢得普遍支持，取得预期目标的情况下，不再提不可行的斗争目标，并取消6月2日的示威游行活动，防止流血冲突的发生，保护了学生，也保存了力量。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众诉求的合理回应，在国统区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与解放区的军事斗争遥相呼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5月23日，新华社评论《蒋介石的末路》指出，中国近代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悲惨和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的统站者如此摇摇欲倒”。5月30日，《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高度赞扬了此次学生运动，他说道：“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和国统区人民的顽强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伟大正义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它与整个革命斗争相配合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五二〇学生运动的革命行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它培养和锻炼了青年学生，壮大了学生中的进步力量。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经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只要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入手，因势利导，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必定能使分散的群众斗争汇成反美反蒋斗争的强大洪流。随即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的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在线。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学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

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 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六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罢工达3000次。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到1947年1月，反对国民党政府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也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省，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同样有了新发展。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3月初，台湾各地人民奋起响应，夺取武器，并攻占台中、嘉义等许多城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急派援军对起义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在20多天中有3万多人被屠杀。台湾人民的这次武装斗争虽遭国民党政府镇压而失败，但它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的革命精神，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斗争。

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早在1945年秋就已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压力，派出代表同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十一项和平条款。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1946年6月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省政府主席，三区革命政府派阿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新疆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任命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使新疆省内各种矛盾更为加剧，导致改组后的省政府破裂。

上述事实表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正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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